随着通胀问题日趋严峻，美联储于5月5日再次加息50个基点，并在随后的四次议息会议上分别加息75个基点。

如果没有发呆的精神，是做不出学问的。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只要经营状况良好，就可以获得信用贷款。

自然禀赋差异不是宿命论，是客观存在，是实事求是。金融结构性变革的逻辑起点，是金融自由化或金融脱媒趋势。有人说当时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融资，要让那些活不下去的国有企业到市场去融资，争取活下去。这部书写出来以后，我的朋友负责卖书。在中国，风险投资在2000年之后有了迅速发展。

我不太喜欢用被普遍认可的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这样的概念，因为我不认为这两个概念准确地表达了这两种金融业态的本质。但是，对非存量化的未来收益权的证券化，我们则缺乏透彻的理解。但经验分析展现了其中的复杂性。

研究表明，在金融市场还不成熟、工业化资金需求十分旺盛的早期发展阶段，适度的金融压抑在有效动员资源、加快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称得上是一种良性扭曲（张晓晶等，2018）。而现代金融的嫌贫爱富是由金融的自身逻辑决定的——它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挑客户、设门槛、索抵押，主要是为了规避风险（有时也为了减少成本），好让自己能活下去，追求商业可持续性。比如，在对个人和小微企业的联合贷款中，90%以上的资金来源于银行业，金融科技公司利用导客引流优势，直接收取的费用占客户融资综合成本的1/3左右，加上代销或其他过度增信产品等收取的费用，往往高达2/3。房地产于银行而言，是重要的抵押物，是信贷投放的好去处。

财富的高速积累与显著分化，叠加中国金融发展压抑与赶超的并存，立体呈现出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的中国故事。美国一直处于高位，2008年经历短期回落以后仍趋于上升。

即： y（i,t）=h（i,t）w（i,t）+a（i,t）r（i,t）    （1） 其中，y（i,t）为收入，h（i,t）为人力资本，w（i,t）为工资，a（i,t）为资产，r（i,t）为资产收益，i代表个体,t代表时间。资产差距因为金融的影响（作用于资产收益率r）会被进一步放大，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自2005年以来急剧攀升，在2015年达到8.4%的峰值，一下子超过了英国、美国。但在中国，金融压抑却成了金融赶超的催化剂。

拓宽居民利息、股息、红利、租金、保险等财产性增收渠道，合理调整准入门槛，增强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财富保值增值功能的普惠性，有效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使更多的低收入群体可以借由金融渠道分享到增长红利。在迈向现代化新征程中，不能再走牺牲农民利益的老路。金融深度衡量金融发展处在某个水平。农民走出农村到城镇就业，固然是提高收入的一条途径，但更重要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保护。

这种情况下，就存在着土地收益如何分配的难题。其中，居民部门财富为512.6万亿元，人均居民财富达到36.6万元。

除了工资收入，资产收益也是个体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而没有资产就使得他们无法分享增长所带来的资产增值收益。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2021》（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 2021）显示：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99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0.711，随后有所缓和，降至2019年的0.697，但2020年疫情冲击下再度上升至0.704。

金融与收入不平等：微观视角 金融影响不平等的机制有很多，本部分从微观个体出发展开讨论。在关于金融化与收入分配的讨论中，金融业增加值占国民收入比重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占领华尔街运动把金融业的膨胀视作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由于穷人没有资产，政府有关家庭资产积累的规定，对房屋资产、退休金和遗产的税收优惠、激励和补贴政策不可能惠及穷人。当前，由于金融科技的发达，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缓解，贷款可以突破抵押物的限制，金融包容性得以提高。Shakhnov （2014）基于美国数据也发现金融发展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金融当然不只有消极的一面。1995—2015年，英国金融业超额工资与超额利润合计达到6800亿英镑，占到2015年英国GDP的37.1%。

新兴经济体私人信贷占比，由1950年的不到20%上升到2011年的50%左右。他们利用1989—2012年间97个经济体的数据，发现二者关系并不是单调的。

之所以被界定为赶超，是强调金融相关指标可能超过了与中国的发展阶段（例如以人均国民收入来衡量）相适应或相匹配的水平。更长时段的数据显示（见图2），1950—2011年，无论是新兴市场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国内私人部门信贷占GDP的比重都在不断上升，其中，发达经济体尤甚。

就中国而言，金融压抑与金融赶超（以及金融化）并存是中国金融发展的特色，二者也成为当前分配不均的驱动因素。金融机构和大科技公司可以通过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来进行差别定价、歧视定价，在愿出高价者那里获利更多，从而充分挤压消费者剩余的空间，给部分群体带来更高的信贷成本。金融化不同于金融深度，并且也不同于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而所谓的金融包容性（financial inclusion），就是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或渗透率），特别是能够抵达低收入人群和小微企业，帮助他们克服因为没有账户、缺少抵押等原因而无法获得信贷及其他金融服务的困难。

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看，金融压抑是一种扭曲，会使资源配置偏离最优状态，会扭曲风险定价，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遏制金融发展，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如果土地都市场化、资本化了，但是土地增值收益却跟农民没有关系或少有关系，这将是巨大的失误，也将失去消除城乡收入差别的重要机会。

金融抑制政策形成了一种居民补贴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财富分配机制，居民财产性收入受到侵蚀，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却得到补贴。金融业利润占国内利润比重也大幅提升。

中国顶端10%人群财富拥有量占居民财富总量的比重，由2000年到不到0.478上升到2011年的0.667。通过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的考察，本文深入剖析了金融发展对不平等的影响机制：适度、规范的金融发展有利于减轻不平等，但金融压抑和过度金融化都可能导致不平等加剧。

与一些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大科技公司介入金融的程度要深得多。在中央去杠杆政策作用下，宏观杠杆率于2017年底达到241.2%的高点，之后保持相对平稳态势。一般而言，金融压抑会制约金融赶超。结果是，人力资本积累h（i,t）就不仅与个人能力（e（i,t））有关，也和父辈财富（a（i,t1））有关，即式（2）： h（i,t）=h［e（i,t）+a（i,t1）］    （2） 这里隐含的机制是：信贷市场的完善，将有利于缓解因为父辈财富不平等而带来的个人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差距。

其次，资产的差距（即a的大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资产收益率r。城镇地区这一比例从2011年的74%上升到2017年的76.57%，农村地区这一比例从58.48%上升至64.09%。

金融业增加值一度超过英国、美国，反映出中国金融的赶超发展以及金融化趋势。这恐怕是农民改变自己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

在监管未能及时跟上的情况下，金融科技现出了异化，导致普惠金融的普而不惠问题。毕竟，当一些人在说金融有利（或不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时，他们所说的金融可能并不是一回事。